爸妈的证书

 ◎杨媛

　　2019年9月25日，爸爸获得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颁发的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”纪念章。沉浸在喜悦之中的我，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再次打开爸妈让我整理的书籍、笔记等物件，我才猛然发现，做他们的女儿半辈子了，我竟然那么不了解他们。

　　结婚证

　　在我看来，爸妈的结婚证超级稀奇，一是面积大，差不多有一张A3纸大。二是内容丰富，除了证明爸妈双方依法登记结婚外，在正面还有办理人用钢笔写上“布票已发，商业局。62.5.25”的字样。那些年物资稀缺，什么都凭证供应。1974年我们回河北老家一趟，爸妈硬是想尽各种办法，终于换得足够我们往返的全国通用粮票，才举家回去看望了爸爸阔别多年的家园和我年迈的奶奶。历历往事一下子涌上脑海，留着以后慢慢回忆吧。三是样式隆重。正面左边页眉印有一颗金光闪闪的五星，下写着“结婚证书”4个大字，再下是一枚以花边托底的圆形徽章，4面飘扬的五星红旗和6面红旗簇拥着庄严的天安门城楼和华表。右边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第三章第七到第十二条内容。背面页眉是一枚镶嵌在金色齿轮上的红五星，两面五星红旗分别从左右两边在红五星的背面结成一束红色的穗子，把红五星衬托得熠熠生辉。金色麦穗与一朵朵鲜红的牡丹花组成的花边，把正文方方正正地围在中间。对应着页眉，在下方以鲜花和红绸布把一颗金色的五角星装扮起来。证书以暖色桔红色为主，中间正文部分在淡蓝色与粉黄色中过渡，铅字打印与钢笔字填写的背景上，清晰可见“互助互爱”4个大字。日期处加盖着鲜红的“丘北县人民委员会”公章。整张证书给人以庄严、喜庆、幸福的震撼，同时，也能深切感受到一个家的责任和道义。虽然一眨眼爸妈都老了，他们青春韶华时我不曾经历，可记事起他们就是一对恩爱夫妻。爸妈的结婚证没有分开过，至今仍粘在一起，就如同他们当下的日常一样，早上一起拄着拐杖出去走走，然后一起慢慢回家。

　　从医30年荣誉证书

　　爸妈也像其他老革命一样，获得过不少荣誉，其中有一项荣誉，是爸妈从医30年、服务一辈子的见证。

　　妈妈原本没有读过书，一字不识。20世纪50年代初被送往文山州第5期初级卫生人员培训班学习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。妈妈说，她就是靠耳朵听老师讲，靠心记所学内容，靠眼睛看老师操作，靠自己坚持不放弃，靠笨鸟先飞勤学苦练才取得毕业证书的。后来，学会写几个简单的字，立即就记下来，慢慢地日积月累，再后来，会写病历记医嘱了。

　　工作中，妈妈是个好护士，是医生的好助手。她打针从来都是“一针见血”，逢熟人尤其是老人孩子都点名要妈妈打针。妈妈同事的女儿只要生病打针，就哭喊着“要医生奶奶、要医生奶奶。”

　　下班前，妈妈做完治疗，就要清洗注射器，一枚枚针头都要仔细冲洗，再把注射器分开，把推柱抽出来，然后煮沸消毒。有的放进酒精里浸泡。我读初中时，学生不但要学习文化，还要学工、学农、学军、学医，我就跟妈妈学洗过注射器。

　　妈妈虽然是个护士，但在那个年代，只要人手不够，没有“处方权”也要开处方，不是医生也要承担起医生的职责。因此，她在医务行当上，样样干过，上过手术台做过手术；跟随老红军、老领导，做过保健医生；在门诊开过处方；在住院部，护理过急、难、危重患者。她缝过伤口、接生过娃娃、护理过不同年龄的男女老幼，真不知到底是什么科的什么身份的人。那时，一个医院的每个部门是真正的分工不分家。

　　妈妈的一双手，不但拿得起缝衣、做鞋、绣花的针，更拿得起救死扶伤的注射针。她从事护理工作30年荣誉证书和纪念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颁发的，时间是1989年5月12日国际护士节那天。从颁证的时间上看，她是为我们这个普通家庭赢得国家荣誉的第一人啊！

　　爸爸也如此。这里也只说说他从医30年的荣誉证书。爸爸随部队南下后从广西进驻云南，从开远去往省陆军学校学习后，就下到丘北双龙营区。他当时20来岁，戴着深度近视眼镜，当地人都叫他小王大爷。后来他师从当地的一个草医，开始了中医的生涯。

　　我和哥哥懂事起，就常常去爸爸上班的中药房叫加班的他回家吃饭。时常会见他用桌子角或锄头把顶住胃部，眉头紧锁，虚汗淋淋，我们知道他的胃病又发作了。后来才知，这是爸爸在战争年代就落下的病根。

　　他工作的药房很香很香。饥肠辘辘时最想去又不敢去。我们看标签，知道山楂、大枣、枸杞、甘草等等在哪个药斗子，可爸爸从来不让我们去碰。跟着爸爸学医时，偷偷尝过一、二颗枸杞，太甜太好吃了，那滋味至今还回味在舌尖和记忆深处，每每想起总是口舌甘甜，一直甜到心里头。我们不敢拿大枣等“个头”大的，怕太过显眼，被爸爸发现。爸爸可是公私绝对分明的人！每次去学医，机会凑巧，我们就会拿几颗枸杞解解馋。其实爸爸不仅有一双慧眼，也有一颗慈爱心，他知道我们拿了以后，他会用工资补上短少的药量。

　　跟着爸爸上山采药是我和学中医的同学们最开心的事。爸爸穿着他那件补了又补，连本身衣服颜色都分不清的“百宝衣”走在最前面，时不时学学鸟叫，或者给我们来场猴戏，要不学说几句当地民族的土话，让我们开心地笑啊闹啊，把翻山越岭的疲倦丢到九霄云外。返回时，我们的篮子基本是空的，而爸爸总是满满沉沉的一背篓。妈妈说“百宝衣”比叫花子穿的那件还破旧，我也觉得爸爸穿着很丢人。可爸爸说“百宝衣”虽然重而且破，但耐磨，扛得住竹背篓磨和新鲜草药重压。爸爸每次采药回来，把“百宝衣”洗净晒干后，又开始在昏黄的灯下缝补起来。后来，爸爸在调往丘北县中医院前，妈妈好说歹说，爸爸终于扔了那件跟随他上山、过河、越坎、爬坡多年的“百宝衣”。现在想想，蛮可惜的，如果在，又是一件别样的宝贝了，是爸爸艰苦朴素一生的最好见证。

　　爸爸常常在药房门前的三合土场子上，洗、晒、切、装他采来的草药。他有一片药地，常常要挑水浇地，还要去铲草皮烧“火土”，去捡牛屎马粪堆渥发酵做肥料。我们农场有土制榨油的设备，定量供油给职工。榨的油有花生油、菜籽油和茶籽油。爸爸就常常去挑油枯回来，发酵后按比例与农家肥一起配用。我们不知道他栽了什么药，但记得他指着牡丹和芍药说着二者的区别。他不但药栽得好，栽在地埂上的玉米、辣椒、红薯等作物也很好，左邻右舍都能一饱口福。

　　爸爸会推拿、扎银针，制作膏药、丸药，有了中药制片机后，爸爸还开药方、配药、打药片。没有病人的时候，我们会去他开处方的桌子前，摆上诊脉的方枕，装模作样地“坐诊”“把脉”。

　　爸爸的证书是云南省卫生厅1996年11月21日颁发的，内容是“从事中医中药、民族医药、中西医结合30年，特发此证”，我才明白，我的爸爸真正的职称是中药师。我赶紧查看爸爸的职称证书，天哪，我这个女儿当什么当啊，我一直以为爸爸就是老中医，时不时还在朋友面前说上一嘴。谁知爸爸不是中医，只是中药师。难怪爸爸有各种版本的药书，有类似活字印刷时的“古董”书，还有一堆从事中药普查的相关资料和证书呢！可记忆中爸爸一直为患者把脉开方呢，许是医药一家的缘由吧，那种特殊的年代，造就了爸爸他们一代特殊的医者。

　　无论证书上爸爸是什么职称什么身份，他在我心里，就是一位望、闻、问、切的老中医，是一位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老先进，是一位宅心仁厚的老人，是一位为我们家赢得国家级荣誉的老革命！他有一句话，叫我们兄妹家人要记住：一身正气无愧，两袖清风有知！爸爸，放心吧，我们不会忘记的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