●通讯员 罗佩华
古有“碑之为志”“碑乃旧式（世）者存古也”（引自《开远碑刻》）之说。碑刻作为特殊的文献载体和艺术形式，它记录着特定历史时代的沧桑巨变。这些古代碑记碑刻纪事存史，“所载内容丰富，语言朴实，民间方言间杂其间”（引文同上），往往具有一定的“史料价值、语料价值和字料价值”，堪称“活”的历史。
开远文史资料第十五集·《开远文库》文史类推出的《开远碑刻》一书，就是这样一部“百科全书”，颇值一读。这亦是曹定安继《开远史话》《开远漫话》《开远往事》《开远文物志》《开远民族民间传说故事集》等著作之后又一部力作。
《开远碑刻》有以下特色。
碑刻的丰富性
作者于1992年起就在开远市文物管理所专门从事文物管理工作直至退休。平时就把“低头看碑刻、抬头看瓦当”当成一种职业习惯，经多年的文物普查、调查、搜集、征集、拓片、抄录、校勘、整理、研究，换来了大量碑刻资料的积累，目前，馆藏碑刻原件、拓片多达200块（片），为该书资料的完整性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全书分为城建交通、农林水利等共11编计1篇，收录碑文152件，碑刻拓片22幅，图片9幅，洋洋洒洒35万字。所收录碑刻，内容主要涉及城市交通、农林水利 、社会规范、经济社会矛盾、民族宗教、民间信仰、文化教育、历史人物、重大历史事件等多个社会层面。其中，《新修盘江铁索桥碑记》，记载阿迷境内南盘江铁索桥之一的六郎洞桥，其“所描述的桥形、长度、建桥费用，填补了相关铁索桥记载的空白，弥足珍贵”（引文同上）；《阿迷州迁学记》，为明进士王廷表63岁时作于嘉庆三十一年（1552），碑记阿迷“宣德年始建学”，由此可订正《康熙阿迷州志·学宫志》所记“庙学洪武间建”之误，故“史料价值颇高”（引文同上）。
碑刻立碑时间跨度远至明清，近至民国时期。文字上汉文系碑刻的主体，而开远迄今为止在则旧村发现的唯一一块彝汉文碑尤为珍贵，其左右分列为汉、彝文墓序，两序除对祖坟和所选墓地的肯定及赞美外，汉文序还记述了孔氏家族世代相传的信息，对开远彝汉联姻、彝汉文化圆融、彝族民间风水信仰的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。
碑刻对辖区地名多有记载，如《东山庄建东桥残碑》，所载村寨、寺庵、里等地名多达83个，还有建桥费用等，对“研究开远地名、建置、古代重大建设工程筹款有重要史料价值”（引文同上）。人物记述上，有明天启二年（1622）廷试三甲第一百四十八名赐同进士出身的杨应登，有红河百名历史人物之一的清代广东陆路提督、四川提督马维祺，有民国时期的国民党抗战阵亡历烈士张书坤等，其中，《马维祺墓志》，“是研究马维祺生平的翔实史料”（引文同上）。
碑文体裁有记叙、传记、宗谱、游记、箴铭、民间诉讼、官司判词、诗文等；种类有墓序、墓表、墓志、墓志铭、家传碑、功德碑等。从书法角度看，有篆体、录书体、楷体、行楷体、魏碑体，其中，《马果肃公家传》碑刻，“石质青灰，双面镌字，行楷阴刻，由云南省署名书法家程荣昌亲书……艺术价值颇高”（引文同上）。
由此可见，开远碑刻的丰富性、地方性和独特性，是考史和书法研究不可多得的重要实物资料。
注释的详实性
为了扫清标点、断句、注释、翻译之路上的“拦路虎”，作者“不断‘进补’古汉语知识，收温故知新之乐”，为确保抄录无误，“每字反复校对拓片，不清者不惜跋涉实地核实，快‘不愧吾心’之慰”（引文同上），其所得真实地反映在该书注释之中。
作者不仅重视从“点”上对某个字、词或词组的意思的解释，而且还增加了一些典故的运用及思想内容的添加。例如，作者在《大庄德化千秋碑》《楷甸重修龙王庙碑序》中，分别对“后因以‘藜火’为夜读或勤奋学习之典”和“相传古代颁布新令，必奋木铎以警示，故后来称主持教化者为司铎”进行解释，为读者提供了新的解读思路；《田房慈航普渡碑》记边镛“赐进士出身”，作者注释，“清朝科举分为三甲。头甲三人，即状元、榜眼和探花，赐进士及第：二甲第一名，称‘传胪’，其余中二甲者赐进士出身；三甲人数最多，赐同进士出身”；另外，还注释了“奉直大夫”“直隶州”“儒学正堂”“儒学副堂”等等，为读者了解古代科举制度、明清官员级别待遇及儒学教育提供了直接帮助。一览其他各篇所见注释，作者的汗水、心血和智慧已深深地浓缩在注释的字里行间。
译文的通俗性
作者在对“点”的精通和理解的基础上，还注重从“面”上进行全方位把控及对思路和本意的梳理，同时对碑文所涉及的时代背景、社会历史文化、典章制度、人名、地名等进行全面了解、考证及旁征博引，综合运用古汉语字词句及古代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常识，把一般读者不大能看懂的碑文，翻译为能读懂而又不失原文风范和韵味的作品，体现了作者长期培养形成的良好的治学态度和“基本功”，也是作者在耗时三年、白了多少头发、死了多少脑细胞之后，收获的“独坐心常静，得句尊不空”的春华秋实，其成果在译文部分同样得到完美体现。如《则旧彝汉文碑》记“余始祖山东人氏，至今世远湮渺不可知”，作者译为“我始祖本山东人氏，其何名讳，何时入滇，因年代久远，已渺茫不可知”，读着通俗易懂。又如《新修盘江铁索桥碑记》，有“嗣于光绪十有三年（1887），经王兴斋观察归复易举”一句，一般读者多不明其意，作者译为“到光绪十三年（1987），弥勒巨商王炽（字兴斋，号观察）恢复易渡制度”之后，就一目了然。一篇篇译文佳作就是这样引领读者进入碑刻文化的大千世界，感受开远碑刻厚重的社会历史文化，读后断然不会让你空手而回。
评述的简要性
作者在“译文”后多以“注”的形式，为读者简要介绍所选碑刻的来历、存放地点、碑刻的长度宽度和厚度及书写格式、字体等，并画龙点睛说明碑刻的价值所在。其中，个别篇目如《小矣那味合寨分水碑记》，则稍展开记述和评说，为读者了解、查找和利用碑刻资料指出了明确的路径和方向。
《开远碑刻》问世，为我州文史园地提供了宝贵的碑刻文献资料，对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，让广大青少年加深对古代碑记石刻的认知，进一步加强传统文化特别是碑刻文化的研究，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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